越南学，又可称之为越南研究，其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越南学,仅指一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越南特色，是越南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周边国家和民族相区别的文化空间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去认识和阐释越南人的习俗、心性、命运以及与越南相关的其它问题等。在曾经存在过的“汉化”、“印度化”和某种程度上“西化” 的学术思维背景下，这种越南学着重探讨的是“越南化”,或云“本土化”。广义的越南学是以现今地理空间的越南为对象,凡涉及有关越南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法律、民族、宗教、语言、艺术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的研究,包括古代占婆文明、扶南文明的研究,都属于越南学的范围。或者可以说所有涉及现今越南范围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都能够用越南学的范畴来涵盖。

本文所谈的越南学,即广义的越南学，指的是一门综合学科及其所包含的各种丰富知识。这种越南学着重探讨的是以越族为主体包括越南各民族所创造的历史文明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丰富内涵，越南文明与东南亚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与个性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越南学的名称最早是由西方学者在19世纪之前即已提出和使用的。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西方学者关心东方的事务,研究东方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东方学。西方的东方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印度学和汉学(或称中国学、中国研究)、埃及学和亚述学,也包括越南学或越南研究的内容。由于越南以至于东南亚在历史上曾受到中国和印度文化的较大影响，西方学者曾长期把东南亚研究和越南研究与印度学和汉学相联系,甚至使之从属于印度学和汉学。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法国不少研究越南问题的学者首先是著名的汉学家,由此也可窥其一斑。

可以说,近代所产生西方的东方学、汉学和越南学,是由持有西方中心观的白人建构的,多少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西方学者在一些问题上的研究很深入,至今也还有其价值,但也有不少只是一些涉及东方和越南的语言、文化、历史某部分的切片,属于一种平面式的研究。战后美国的东方学较为发达,但其在政治和学术上对东方的建构,被人称之为“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政治应用性更多地掩盖了学术性,东方学家也变为区域研究专家。越战时期,北美越南学的兴盛和发展,较多地体现出了这种变化。

20世纪,苏联很多学者非常重视东方学包括越南学的研究,越南学的概念由苏联学者重新提出并发扬光大。中国学者在20世纪50、60年代也一度从苏联学者那里接受了东方学的概念,曾提出过建立越南学的问题。然而,那个时代苏联和中国学者所从事的越南学,同样也是以学术性从属于政治性为特征的,农民革命、反殖斗争和双边友好关系,是越南学关注的最为主要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和越南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学术界又提出了振兴和发展中国的越南学和东南亚学的问题。同时,一些学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力求对越南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并在掌握语言工具的基础上,深入越南,进行田野工作。通过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的越南学和东南亚学学科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

对于越南学,我们有几点简略的认识:第一,越南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越南是世界上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但它在东南亚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越南古代文明悠久灿烂、丰富多样,有北部的红河文明、总部的占婆文明和南部的扶南文明等,古代汉文化和印度文化曾在这里汇聚并产生重大影响。至今越南还保存有古代东方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一些形式和内容,有些可以视为研究古代汉文化的“标本”。近代以来,越南又与西方有较多接触,受到其文明的诸多影响。当代越南的革新事业呈现出蓬勃生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政治形势稳定,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稳步走向工业化、现代化。无论是从对多样的人类文明相互交流与融合的认识,还是从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各种角度来说,加强对越南的研究,既具有理论上的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第二,越南学具有知识层面的广泛性。越南研究与大国研究相比较,是相对狭小的领域,但越南研究自身所需的知识层面却是相当宽泛的。越南学的深入发展,需要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学科知识。越南学可以划分为两大层次,一是单一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主要以各种具体学科的知识结构为基础,探讨解决涉及知识层面相对狭隘、微观的问题;二是在多学科和领域的范围进行综合性研究,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探讨一些宏观问题,或需要涉及多学科知识才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对前一个层次说,扎实的专业基础非常重要,对后一个层次说综合思维必不可少。但两个层次都离不开知识积累的深厚功底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都要有哲学的眼光。从理论上说，两个层次的研究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相对来说,后一个层次对研究者的能力和水平,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所以从实践上看,前一个层次的成果较为多见,后一个层次的成果则可谓凤毛麟角。

第三,越南学具有与其它学科的关联性。越南历史文明的多样性、与世界历史文明联系的广泛性,决定了越南学与其它学科之间存在有必然的关联性。越南文明是在东南亚地区产生发展的一种次区域文明,又是深受外部文化影响而丰富发展的一种复合文明。它必然具有次区域文明的本质特色,同时又会具有东亚和南亚文明的一些外部特征。因此,越南学是东南亚学的一部分,在东南亚学中居于重要地位。由于历史上印度支那曾深受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影响,越南学又与汉学和印度学有密切的联系。离开了汉学和印度学的知识基础,对越南古代文明的认识是难于深入的。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关联性并非雷同性和模仿性,必须充分认识到越南学又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越南历史文明有其丰富的内涵和自身特征，越南学既不应该从属于印度学,也不应该从属于汉学,越南学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性。不然,就很容易产生越南历史文明只是古代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缩影的狭隘认识。

第四,越南学具有超越国界的世界性。越南学以越南各民族所创造的历史文明为研究对象,越南历史文明的民族性决定了越南学的世界性。历史文明的优秀成果越具有民族性,也就越具有广泛的世界性。从越南学发展的历史看,和汉学一样，在较长时间里越南学也主要是指越南以外其他国家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等国家都有一些学者从事越南研究。越南学和汉学一样,从研究人员、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的角度看，历史上都曾是西学的一支，而与中国和越南无缘。但越南学的深入和发展,必须是其他国家的学者和越南国内的学者相结合,必须要尽可能了解和接触越南的实际。

中国的越南学虽然经过很多学者的努力,取得了诸多成绩,但目前仍还未形成一门完全统一、独立的学科,研究力量还比较分散,缺少全国性的统一协调研究机构,不像日本有一个全国性的越南研究会。中国有一个全国性的东南亚研究会,联系了一大批有关越南研究的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有不少相关学者并未加入这一学术团体。

1998年8月,首届越南学国际会议在河内召开。与会的美国、俄国、日本的学者介绍了他们国家的越南学的发展情况。笔者和其他12位大陆学者应邀参加,但没有人介绍中国的越南研究情况。后来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也未有介绍中国越南学的专题文章,给人的感觉好像中国的越南学非常薄弱一样。正因为此,2004年7月,笔者应邀出席在胡志明市召开的第二届越南学国际会议时,专门提交了关于中国越南学的论文,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和好评。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学者从事越南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尤其是中国的越南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要比其他国家早得多。当代中国的越南学,与国际上的越南学相比较,既有优长之处,也存在诸多差距。

二

由于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和地理的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和渊源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有关越南情况、保存有关越南古代史料最为丰富的国家。在先秦史籍中对交趾地区已经有一些简略记载,在秦汉特别是宋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官私著述中,有关越南的内容越来越多。尽管古代的著述大多具有史料性质,但许多古代学者在记载有关史料时,对史料进行收集整理、按照一定的体例和思路排比归类,加上论赞评议,抒发己见,已经具有初步研究的性质。可以说,尽管古代中国并没有越南学这一概念,但越南研究的存在却是一种事实,越南研究的行为和传统、越南研究成果的史料价值是不可否认的。研究越南古代历史文化和中越关系,离开中国古籍中对越南记载的丰富史料，将是一大缺憾。

古代中国关于越南的记载和研究，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即正史和私家著述。很多私家著述被收录、保存于各种丛书中。还有很多著述和记载在历史上已经散佚,不少零散的材料保存于类书之中。

正史也即25史中涉及越南包括林邑的记载,《宋史》以前主要是集中在《地理志》和有关的帝王、官宦的纪传中。这些记载反映了千年的郡县时代或称北属时期越南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的部分历史。越南著名史学家陶维英撰写《越南历代疆域》一书,大量利用了中国正史《地理志》中的资料。从《宋史》开始,除了人物纪传等篇目的记载外,有关越南的内容相对集中,主要是《宋史·交趾传》、《元史·安南传》、《明史·交趾传》、《清史稿·越南传》。《宋史》以下之所以有了专门的篇章记载越南,这是因为越南自中国宋朝初年已经有丁部领建立了丁朝,得到中国封建王朝的“册封”,作为“藩属”,开始了独立自主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历史。这些关于越南的专门篇章一般都是后一朝代的史官总结前一朝代的历史时所撰写的,他们能够利用各种资料,包括一般学者难于使用的官方档案,反映了古代学者对各个朝代的越南史和中越关系史的认识与研究的水平,其价值是不可忽视的。除25史以外,历代政书、明清实录、档案,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史料。如清朝方略馆所修《钦定安南纪略》即是一例。私家著述也可以宋代为界,宋代以前的著述如汉末杨孚《交州异物志》、晋沈怀远《南越志》、刘欣期《交州记》、唐刘恂《领表录异》等,这些记载卷帙不多,内容也应较为简略,特别是多已散佚,只能依靠辑佚本见其大概。特别要提到《水经注》所引《交州外域记》,对雒田雒民、雒侯雒将的记载很有价值,常为史家所征引。宋代以后,有关越南的著述卷帙较多,内容渐为丰富,如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元代入居中国的越南学者黎崱所撰《安南志略》,元陈刚中《交州稿》、徐明善《安南行记》,明李文凤《越峤书》、张镜心《驭交记》、江美中《安南来威辑略》,清初高熊征《安南志》,清末盛庆绂《越南地舆图说》、徐延旭《越南辑略》等。其中不少已经可以看做是专门的越南研究的著作,特别是《安南志略》、《驭交记》、《越峤书》,对研究古代越南历史文化和中越关系都是很重要的著作。

中国古代越南研究的传统直到清朝末期和民国时代仍在继续发展。梁启超出于救亡图存的旨趣,关注外史,帮助越南志士潘佩珠出版《越南亡国史》,并撰有《越南小志》、《越南亡国惨状述略》等著作。20世纪40年 代 前 后 , 通 过较早的东南亚研究机构 南洋 学 会 一 批 知 名 学 者的 努 力 和 东 方 语 言 专 科 学 校 的 教 学 、研究 活 动, 推 进 了 中 外 交 通史 即 中 外 关 系 史 和华 人史 的 研 究,也 使 东 南 亚 和 越 南 研 究得 到新 的 发 展 。 研究 历 史地 理的禹贡 学 会 和 张 秀 民、蒙 文 通、方 国 瑜、 、、陈序 经 等 学 者 赓 续 清 朝 乾嘉 学 派 朴 学 余 绪，在 越 南 史 地 考 证 方 面 取 得了 较 多 成 果 。张秀民 在30、40 年 代 发 表 的 一 些 文 章, 已 颇 具考证功力  。 黎 正 甫撰写 出 版 的《郡 县 时 代之 安 南 》, 也 很 有 参 考 价 值 。

在 越 南 古 代 史 籍 形 成较 晚, 散佚 较 多的 情 况 下 ,中 国 古代的 越 南 研 究 成 果、各种著述保 存 了 越 南 古 代 历史 和 中 越 关系史 的 部 分 珍 贵 史 料 。而 且 ,众 多 学 者 薪 火相 传 , 代代 不 息 ，形成 了 中 国 越 南 研 究 的 悠 久 历史 传 统。可 以 说 , 在 越 南 成 文记载 出 现 较 晚、、    长             期             遭            受             中             国              封              建             王           朝                统                治               的                  背 景下, 中 国 典籍 中 的 史 料 , 是 越 南 古 代 历 史 文 明 最 早 的记 载, 对于越 南 古 代 历 史 文 明 研 究, 具 有 很 高 的 价 值 。 但中 国 的 文 字记载 , 也 必须 和 越 南 的 各 种 史 料 如 神 话 传 说、神 迹 神谱、家 族谱牒、碑 刻 铭 文等 相 结 合、相 印 证, 才 能更 好 地 发 挥 其 价 值 。

关 于 古 代 中 国 的 越 南 研 究, 我 们 有几 点概 略 的 认 识 :

第 一 , 从 观念 上看 ,中 国 古 代 越 南 研 究 学 者 们 所 持 有 的历史 观 ,是 与 当时 的封 建时 代相 适 应 的 ,存在 着明 显 的 历 史 局限 性 。 一 方 面 他 们 是 把越 南 看 做 是 中国 的 一 部 分 ,或 者 是 缺少 独 立 性 的“             属                地         、藩 属”, 把越 南 文 化 看做 中 国 文 化 的延伸 来 进 行 研 究 ,直 到 黎 正 甫 仍 然 持 这 种 观 点 。 另 一 方 面 他 们是 以“华”自 居 , 把 越 南和其他 周边国家 、周 边民族视为“夷”, 以“华 夷”秩序 来看 待 越 南 , 认 识 越 南与中 国的 关系 。《四 库全 书》的编 纂者对传入中国 的《大 越 史 略 》书 名 的 评论, 并 删 去“僭 称”“大”字 , 就 是 一 例 。 前 一方 面 反 映 出 来 的是古 代 宗 藩 观 念, 后一 方 面 反 映 出 来 的 是 古 代“华 夷”观 念 , 其实 质 是 封 建 士 大 夫 阶 层 在 自 给 自 足 小 农 经 济 基 础 上 的 狭 隘民 族 主 义 或 者 说 大 民 族 主 义 观 念。 越 南 封 建 时 期 的 士 大 夫曾 不 断 进 行 抗 争 和 反 驳, 如 后 黎 朝 出 使 清 朝 的黎 贵惇3的 抗议, 阮 朝 出 使 清 朝 的 李 文 馥著《辩 夷 论 》, 阮思间 再 著《辩 夷说》 。 美 国 著 名 学者 费 正 清 ( John K. Fairbank) 曾以 这 种“中国人 的 世 界 秩 序 观” 为 题 , 来探 讨古 代 中国 的对 外 关 系 。 实际上 , 越 南 古 代的 封 建 统 治 者也 接受 了这 些正 统 思想 , 形 成“越 南 人 的 小 天下 秩 序 观”或“次 区 域 秩 序 观”，并 按 照这 种思想 观 念 来 处 理 与 周 边 其 他 国家 和 民 族的 关 系 ,建 立 起 自 己的宗 藩 体系 , 即亚 宗 藩 体 系 或 称 次 宗 藩 体系 。 值得注 意 的是, 当 中 越 封 建 士 大 夫 还 在 为“华 夷”问题 辩 争 不 休 时, 日 本 则摆 脱 了 儒 家 传 统 思 想 观 念 的 羁 绊 ,“脱 亚 入欧”, 走 上 了 近 代化 的 发 展 道 路 。 从 某种意 义上 说 , 宗 藩 观 念 、华 夷 秩 序 的 历史 观和 传 统思 维 方式, 可 能 是 导 致 中 越 两 国 古 代 历 史发 展相对 缓慢 , 落后 于近 代世 界 发 展 步 伐 的 重 要 文 化 原 因 之 一。尽管 与宗 藩 观念 和 华 夷 秩 序 相 联 系 的 封 建 礼仪 的 实 施 , 可 以 产生 权力 关 系的 效 应, 但 这 些历 史 观 和 传 统 思 维 方 式, 也 是 导致古 代中 国 的封 建 统治 者在 处 理 越 南问 题 上 屡 犯 错 误 的 重 要思想 根源 , 使 得他 们一 次 次 忽 略 了 越 南 民 族 的 独 立 性 和 再 创造性 。

第 二 , 中 国古 代 的 越 南 研 究, 体 现 了 一 代 又 一 代 学 者 对 周边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重 视 与 关 注 , 其 著 述卷帙可 谓 浩 繁 , 其 价值不 可 忽 视 , 但 从 今 天 来 看 , 其 内 容 又 可 谓 不 够 丰 富 , 不 够 全 面。 司 马 迁 写 下 了 千 古 不朽 的《史 记》，以 十 分 宽广 的 眼 界 记 载了 不 少 周 边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活动 , 但 我 们 在 探 讨 秦 汉 及 其 以 前时 期 越 南 历 史 时，却深感其提供的史料 尚 且 不 足 。 不 少 学 者 关 于 越 南的 记 载 和 研 究 的 旨 趣 与 我 们今 天 的 旨趣 和 需 要 有 所 不 同 , 甚至 相 去 甚 远 。 有 时 候 也为 了 服 务 于 封 建 政 治 的 需 要, 粉 饰封建 统 治 , 并 没 有 完 全 反 映 历 史 的 真 相 。 比 如 清朝 方 略 馆 所修《安 南 纪 略》把 征 安 南 之 役 作 为 乾 隆十 大 武 功 之 一 , 与 乾 隆80大 寿“阮 光 平亲 自 入 觐”一 起 大 肆 渲 染 。 一 些 学 者 或 因 为 仕于 西 南 边 地, 或 因 为 与 越 南 发 生 战 事 而 把 自 己 经 历 和 感 兴趣 的 事 情 记 载 下 来, 像 周 去 非《岭 外 代 答》就 是 为了 回 答 人 们诸 多 好 奇 的 问 题 , 而 把 他 觉 得 有 趣 的 事 情 写 于 书 中 , 倦 于 应 酬 , 以 为代 答 。 但 是 , 有 些 我 们 非 常 感 兴 趣 的 内 容 不 是 没 有 记 载 , 就是 非 常 简 略 。 但 有 时 也 会 有 些 兴 趣 相 同 的 情 况 , 比 如 钱 币 史 和 中 越 关 系史 的 研 究, 从古代 到 今 天 都 是 人 们 乐 于钻 研 的 问 题 , 而 宋 代 洪 尊 的《泉 志 》                    就 包 括 有 越 南丁 朝 和 前 黎 朝 铸 币 的 一 些 记 载 。 李 伯 曾 的《可 斋 杂 稿》 则 有 较 多关 于 南宋、元 蒙和 陈 朝 之 间 三 角 外 交 关 系 的 记 载 。 这 些都 是 很 有 价值 的 史 料 。

第 三 , 从 事 越 南 研 究 需 要 具 备 一 定 的 专 门 知 识 , 需 要 对 越 南 有 一 定 的 实 际 了解 , 这 样 对 越南 的 记 载 和 研 究 才 会 有 更 大 的 价 值, 并 尽 可 能 避 免 一 些 差 错 。 明 清 时 代 , 虽 然 越 南 的 士 大 夫 也 使 用 汉 字 , 但 由 于 口 头 语 言 的 隔 阂 , 许 多中 越 人 士的 交 流 要 靠 笔 谈 。 明 末学 者 朱 舜 水 曾 寓 居 南 方 阮 氏 统 治 的 地 区 , 后撰 有《安 南 供 役纪 事》一 卷 。 梁 启 超后 来研究 朱 舜水 , 非 常深 入 , 却 疏 于考 究 , 把 南 方阮 氏 政 权 与 北 方 郑 氏 政 权 相 混 淆 。 一 些 在越 南 进 行 过 实 地 考 察 的 学 者 的 著 述 , 有 较 大 参 考 价 值 。 如 清代 广 州 和 尚 释 大 汕 , 应 邀 去 南 方 阮 氏 那 里 居住 一 年 有 余 , 回 国 后 刊 有《海 外 纪 事》一 书, 有 助 于 人 们 认 识 阮 氏 政 权 的 历 史 和 中 越 关 系 。 道光 时澎 湖廪 生 蔡廷 兰乘 船航 行，遭风 漂 至越 南广 义 一 带，明 命 帝遣人 护 送之。 蔡廷兰沿陆 路 北行 , 历 时几 月 而 归 国 , 与越南      华人 多 有 接 触 , 撰 成《海南杂著》，，     对研 究 阮 朝 前 期 的 华 人 很有 帮 助。 清 初 广 西思 明 府儒 学教 授高 熊 征 , 撰 有《安 南 志 》、        《  郢雪 斋纂 稿 》等 著 作 , 其《安 南 志 》常 为 越 南 阮 朝 官 私 著 述 如                          《  钦         定 越 史 通 鉴 纲目 》等 所 提 及 , 很 有 可 能 他 在 广 西 为 官, 关 注 越 南 , 收 集 了 一 些 相 关 史 料, 特 别 是 有 可 能 利 用 了 明 代 官 修关 于 交 趾 的 地 方 志 材 料 。

第 四 , 古 代 中 国 学 者 的 越 南 研究 与 越 南 学 者 有 一 定 的 联 系 , 有 些成 果 可 以 说 是 由 两 国 学 者 共 同 创 造 的 。 如 黎崱的《安 南 志 略》，元 代 有 诸 多 学 者 为 之 作 序 , 影 响 很 大 。 西 山 朝所 修《大 越 史 记前 编》，因 清 代 藏 书 家 、金 石 家 刘 喜 海 的 校 抄 而 在 中 国 流 传 。 更 为 典 型 的是 使 节 文 学 。 使 节 往 来 是 中 国 和 周 边 国 家 在 历 史 上友 好 交 往 的 重 要 形 式, 也是中 国 和 周 边 国 家 增 进 相 互 了 解 的 重 要 渠 道。 蔚 为壮 观 的 使 节 交 往 和 丰硕 的 使 节 文 学 成 果 是 由 中 国 和 越 南 、朝 鲜 等 国 家 的 出 使 官 员 、学 者共 同 进 行 、    共 同 创 造 的。 使 节 交 往 在一 定 程 度 上 推进 了 中 国 的 越 南研 究 。 清 代 越 南 、朝 鲜 使 节 的 燕 行 纪 , 中 国 官 员 、学者 与 他 们 之 间 的 唱 酬 之 作 , 不 仅 具 有 文 学 价 值 , 也 具 有 史 学 等 多 方 面 的 价 值 。 马 先 登《接 护 越 南贡 使 日记》等 著述 , 对 于研 究 清 后 期 的 中 越 关 系 是 不 可 忽 视 的 史 料 。 为 了 很好 地 完 成 文 辞 应 对 、接待护 送 越 南 贡 使 或 者 衔 命 出 使 的 任 务 , 促使 充 当 伴 官 或 充 任 使 节 的 一 些 官 员、学者往往需要去了解越 南 , 加 强 对 越 南 的研究 。 清代 广西 钦 差 劳 崇光 出 使 越 南, 所作《诗 草 》在 越 南 甚 有 影 响 。 中 国国家  图书 馆 藏 《越 南使 臣诗 抄》一 卷 , 收 录 了 阮 朝 使 臣 阮 述 和 清朝 伴臣 的不少 唱和 作品。

三

20世纪50、60、70年代，中国的越南学禀承古代越南研究的传统，在新的历史观指导下，继续得到发展。一方面探讨历史上的中越友好交往，服务于中越友好关系如陈修和先生的文章《历史上中越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早已经被翻译介绍到越南。另一方面注重语言教学,注重译介越南的一些研究成果,培养越南学研究人才。越南知名学者陶维英、陈辉燎、明峥等人的著述大致是在此时期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

70年代末80年代,由于中越关系非正常化的影响,虽然有不少关于越南和中越关系的文章发表,但不少文章缺少学术性,价值有限。应该指出的是,戴可来教授所译陶维英著《越南历代疆域》(商务印书馆出版)和陈智超教授主编的《古

代中越关系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具有很高学术价值,产生了较大影响,是70、80年代中国越南学的重要成果。还有张秀民关于《安南志原》的考证,他利用大量明代编修地方志史料,提出该书内容的主要部分应为明代重新郡县越南时期的官修地方志《永乐交趾总志》,现书名为法国远东博古学院学者所错题。张先生的文章已经为越南《历史研究》杂志所翻译介绍。但关于《安南志原》的考证,还涉及高熊征及其《安南志》,这一问题他还未能完全解决。

90年代以来是中国的越南学大发展的时期。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当代中国的越南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中国越南学的传统领域是历史学和语言文学,至今这两个领域仍是越南研究的基础,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对文化、民族、宗教、法学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围绕越南现状的各种问题，涉

及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全面推进,不断深入,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发展成为越南学的重点。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既是适应中越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发展的需要,也是越南学学科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二是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对越南学感兴趣的学者越来越多。中国从事越南研究的学者主要分布于北京、河南、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市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现有研究人员200多人,但有不少研究者是从事东南亚或其它方向的研究兼做越南研究的。另外,一些外事与新闻工作者,包括一些离退休人员也在从事越南研究,为越南学做出了贡献,如原任中国驻越南大使的李家忠先生成果迭出,研究颇有深度。此外,也有一些从事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的学者加入到越南研究的行列,推动了越南研究的深入。

三是越南研究学者已经形成了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相结合的学术梯队,越南学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前辈学者为越南学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越南学年轻一代研究者的培养付出了心血。许多中年学者已取得较多成果,成为中坚力量。现在,涉及越南学的一些研究方向如语言、文化和历史等,不仅可以培养硕士生,也可以培养博士生。一批批年轻的硕士和博士相继完成学业,打下较好的研究基础。随着中越文化交流的发展,已经有一些从事越南研究的学者在越南或其他国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四是科研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越来越深入。专题研究越南历史和现状方面的著作,90年代以来有戴可来译《越南通史》(陈重金原著)、范宏贵主编《越南、古巴的社会主义》、戴可来、杨保筠点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梁志明著《越南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戴可来、于向东主编《越南》、古小松著《越南的社会主义》、《从恩恩怨怨到平等互利》、《中越关系五十年》、谷源洋主编《越南的国营企业改革》、郭振铎主编《越南通史》、皮军著《中越经济体制改革比较研究》、于向东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越南卷》、王小盾著《从敦煌学到域外汉学》、张家祥著《越南》等数十部著作,还有黄云静、孙宏年、游明谦、牛军凯等人很有价值的博士论文。广西东南亚研究所近年按年度出版《越南国情报告》,为研究越南提供了便利,很有价值。此外,在越南语言文学、民族学、法学等方面都有不少著作、译著和教材出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等各方面各专题的研究论文更是举不胜举。特别应该提到刚出版不久的由清华大学王小盾教授和台湾学者刘春银教授、越南汉喃研究院陈义教授共同主编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是研究越南历史文明的重要文献和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体现了目录学的新成果。

当前,中国的越南学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其中的精品也会逐渐增多。从越南学的发展趋势看,有两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受国内外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的越南学将更加注重引进新思想、新方法,更加重视多学科的交叉和综合研究。西方的年鉴学派提倡用多学科方法、以整体史观研究人类史;90年代以来,尼古拉斯·塔林(N.Tarling)主编《剑桥东

南亚史》、贡德·弗兰克(A.G.Frank)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和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前后的世界》用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来考察东南亚史和世界史;还有西方的后现代史学、美国中国学的不同流派特别是加州学派对历史、对中国的重新解读,都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这些思潮和流派的影响,中国的越南学有可能会进一步拓宽层面、开拓深度。

随着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从历史文明的角度,越南学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和认识。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越南上古一些历史传说或者说雄王时代的真实程度,不少学者曾长期否认雄王和忽视了越南上古文明的存在。二是越南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本质与特征应该如何去认识,特别是古代文化,深受汉文化和印度文化影响,又有别于中国文化,更不同于印度文化。民族性(越南民族所拥有的、反映民族心理和思维特征的、具有越南民族本源基础的)、独立性(与其他民族文化有密切联系又自成一体、具有独立系统的、为其民族所继承和发展的)、再创造性(在创造中接受,在接受中创造,把外来文化变成民族的)可能是其重要特征。

第二,从事越南研究的人员有可能进一步增多,队伍扩大,各方面的研究基础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过去注重研究中国的学者逐渐对越南发生了较多的兴趣,加入到越南学的研究行列,有可能推动越南学研究取得新的突破,对中国历史文明的研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学是越南学的基础;反之,越南学的研究也可以促进中国学的深入。王小盾教授曾指出,越南古籍有可能像敦煌文献一样,对中国古代学术诸多学科的研究产生冲击性的影响。越南学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整合之后,将会更加注重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一是重视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出版;二是重视语言技能的训练,不仅要懂越南语,还要懂英语或法语或日语;三是加强与越南和其他国家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保持接触,多去越南实地考察,增加真实感。这些可能是中国越南学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于向东,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11月第38卷第6期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Vol.38 No.6   Nov.200